紀智林，七十多歲，聾人
紀先生生於上海，廿多歲時，為了爭取更好的生活，偷渡來港。他在香港落地生根，成家立室，在工廠渡過不少血汗生涯。這還不止，原來，他曾到過日本打工。他隻身一人，憑着個人智慧，找尋生存空間的經歷，已使我欽敬不已。又原來，他是個煮麵的能手，曾跑到台灣開麵店，最後在香港成功起家，賺過大錢，怎知一場非典型肺炎把整盤生意摧毀…… 最特別的，是他的命運，一步一步走來，都有同樣是聾人的朋友守護相濟；每拐一個大彎，險些摔倒之際，總有聾人朋友在旁扶着一把。
就是要聚會要面談
我悄悄問Mary：「為甚麼聾人朋友不在家看電視、看報紙新聞，卻跑來看紀先生講故事呢？」
「電視新聞報導員是用口說話的，有時甚至沒有中文字幕，你叫我們聾人怎樣知道發生了甚麼事？」Mary答：「紀先生用手語，表情那麼豐富，把事件表達得那麼精彩，我們都喜歡看呀！」
就在我開始學手語不久，路路便帶我到九龍的一家連鎖快餐店。很多時候，聾人朋友會在週末晚上在那兒相聚、聊天，甚至談至通宵達旦，才盡興而歸。
紀老先生就是這些聾人聚會的常客，我曾見過他在快餐店裏大談在報紙上看到的一則趣聞，七情上面，出神入化，許多聾人朋友都被吸引過來，圍起一個圓圈。講到精彩處，大家嘻哈絕倒。那一刻，我覺得紀先生像極了中國古時的「講古佬」。
雖然人人的家裏也有電視報紙，但更愛看由聾人朋友用手語，把最近發生的大事說出來，這樣比在家看平鋪直述的新聞有趣多了。
「我從小便是這樣。有時會在看報紙時，留意到中文裏的一些用詞、寫法，如果覺得有趣，便想辦法用手語表達出來，重要的是讓大家聽出耳油。」紀先生這個「聽出耳油」的手語，打得好貼切，我身旁的阿基立刻意會了，忍不住笑了起來。
1960年代 150元的偷渡服務
紀先生從聾校畢業後，在一家塑膠工廠工作。五十年代的中國，政治運動頻仍，糧食短缺，上海也不能倖免。
「我那時在大陸的生活苦極了。大概一九五零年代中期，你知道嗎？人們生活都是靠糧票，連造衣服用的布都是。我們所有物資都很缺乏。（政府）要查你戶口，看你家有多少人，才決定給你多少糧票。每次要食物，都得拿糧票換，在香港你當然可以想買甚麼就買甚麼，大陸當時怎麼相同呢？很苦的，食物根本不夠，很多人都只能餓着。」
那時是一九六零年。大家都愛說，香港繁榮、生活好，所以紀先生一家就決定去了。
「那時我二十五歲，甚麼也不懂，母親和姐姐已到了香港，跟我通信，叫我去申請出境的批文。」紀先生跑去跟工廠老闆說，生病了，要到香港跟家人一起，治病去，老闆便寫了個「探親證明書」，讓他拿到派出所。派出所的公安看了，跟紀先生說，香港滿是資本主義的壞人，很腐敗，叫他不要去。
紀先生用手語來表達「資本主義」，是在下腹比劃一個大大的肚腩，我和阿基也是第一次見，覺得非常傳神，笑個不停。
一個月後，紀先生很順利地拿到派出所的批文，以為這樣就可以去香港了。他當時不知道，要離開大陸容易，要進入香港，才是難關。
「我自己一個人，坐火車到了廣州，再轉車到深圳，把批文交給關口的人員。他們說不行，這只是出境批准，我這才知道入境香港要另外文件！」紀先生慌了，連忙給在香港的姐姐打電報，她回電，叫他「回廣州去」，於是他又坐上了火車回廣州。
正在路上徬徨無助之際，竟然讓他碰到另一位聾人朋友！對方也是上海人，一樣想到香港去。
「他帶我到廣州一家酒店去，那兒有一個人，租了個房間當辦公室。他叫我給他一百五十元，我問那是幹嘛？他說是偷渡費。我說我怎會有錢呢？那人拿了一份欠單出來，要我簽名。就這樣，我借了人家一百五十元，那人又要我寫下家人在香港的地址。」
紀先生告訴我們，當年這一百五十元的偷渡費，是他五個月的工資了。
「那是一艘帆船，我們是偷渡的，沒辦法光明正大駛到香港，只得抄遠水路，在離岸很遠的海域等機會。我們等了很久很久，到了午夜來臨，我們仍一直在船上等着，感到船慢慢向香港的岸邊駛去，到差不多泊岸時，他們安排我們逐批轉上另一隻小艇，划到岸邊。
快要輪到我上岸時，忽然有一束光向我照過來，那是警察的燈！我們都嚇壞了，拼命把頭縮低，免得被發現。那燈光會打圓圈的，最後，那燈真的直直地射向我們的艇，我整個人曝露在燈光裏，怕得冒汗！我以為我完了，這次一定會被拉去坐牢……」
我的聾人朋友 